父亲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伤

洞庭渔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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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父亲的身体还很好。没有癌细胞和医生能够侦察出来的其它病菌,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和其它骨胳肌肉方面的病症。六十岁的人了,走路风一样快,我总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我知道,这与他一辈子和土地的交往有关。他把他的身体完全交给土地,土地也给他以最善意的回报。可是,我清楚得很,父亲的伤,看得见或者看不见,都以一种历史的方式长留在他的身体,它们曾经以致命的姿势让父亲差一点离开他的土地和他的妻儿。

    而这些伤,都与我有关。

    一

    父亲有恐高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我应该想到,因为我自己就有,上到高处,我从来不敢往下看,眼睛只盯着自己的脚下,偶尔眼睛一抬,心立刻就空了,两条腿仿佛被抽去了骨头,直往地上缩。父亲的,比我严重得多。第一次到北京,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两个人到街上逛,要过一座天桥。父亲上了,却不走,立在那里不动。母亲已经走了一半,回过头来找父亲。父亲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伸得老长,朝着母亲挥舞。母亲想了半天,明白过来,只好折回来,牵住父亲的手,一步一步从天桥上移过去。母亲笑,我也笑,父亲真是好玩得很。

    扯这个闲篇,与父亲的伤有关。我不明白的是,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呢,还是那次伤的后遗症。

    我十岁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茅草屋要换成大瓦房。先要烧窑,做了泥坯的砖,装到土窑里,烧上十天半月,红通通地出窑,就可以盖房了。父亲的伤是在上窑的最后一天发生的。

    泥坯的砖一块一块地往窑里装,窑一点一点地往上长。长到最后那一天,已经有十多米高了。前面那些天,父亲有没有挑砖上窑,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也许有,帮忙的人太多了,我没有留意,也许没有,窑底下也有许多活需要干,还要指挥调度。最后那天,上完最后的几担砖,窑就要封顶了。天阴了下来,乌云在头顶盘旋,隐隐的雷在天边滚来滚去。

    父亲上窑了。满满的一担砖,稳稳地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一只脚踏在了吊板上,有些停顿,几秒钟的功夫。继续走,一脚一脚地朝着吊板的最高处,朝着窑顶的方向。我仰头望着父亲,眼睛追着父亲的两条腿,脖子渐渐有些酸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干点别的,不在那里傻站着,傻望着,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有谁吩咐我干活,我的活都是父亲派的,可是现在,父亲在上窑,父亲上窑,我就无所事事了。

    一滴雨。一滴雨掉在我的脸上。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滴雨。我揉揉眼睛,在脸上擦了一把,继续仰着头,追着父亲的两条腿。已经上到了吊板中间的父亲,步子明显慢了下来,吊板有些晃动,父亲似乎又停了,几秒钟而已。

    两滴雨。一滴掉在我的左脸,一滴掉在我的右脸。三滴。四滴。我把眼睛扯回来,望向天空,雨滴已经扯成线了,从高空扯到地上。我有些呆了,也急了。上窑的前一天,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过,这几天千万别赶上下大雨。雨一大,进了窑的泥坯砖就会被雨泡软,成泥,那就要出大事,不光几千块一块一块手工做出来的泥坯要完蛋,即使重做,再上一次窑,盖的房也会打折扣,败了家里的风水。现在知道,后一种担心完全是迷信心理在作祟。当时不懂,只是急了。

    没有谁知道我急了,几十个过来帮工的乡亲各自做着封窑的准备工作,母亲在灶房里做饭,大碗大碗的菜已经摆到了桌子上。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些要出大事的雨滴,全都弯着腰干他们该干的活。哪怕有谁抬一下头,说一声呢。天地寂静得很,除了雷声越来越近,和雨滴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哭了。十岁的我,表达着急的方式,只有哭。

    哭了,我还喊着。我的哭声和喊声突然爆发。

    我扯着喉咙,喊声穿透越来越密集的的雨线。

    爸,下雨了,下大雨了。

    我的哭还没有结束,母亲从灶房里冲出来,一把把我抱住。其他的人,都直起了身子。

    父亲,只有几步就到了窑顶的父亲,从高高的吊板上晃悠着身子,一头栽下。我透过泪光,看到了父亲的坠落。满满一担泥坯的砖,从父亲的肩头首先滑落,砸在地上,一声巨响。

    父亲也在地上了。

    母亲推开我,冲向父亲。所有的人都扔了手中的活,冲向父亲。只有我,抹着眼泪,呼天嚎地。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命大。如果他的脑袋落在先掉下来的泥坯砖上,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父亲的一条腿从此就伤了。

    伤了腿的父亲在大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家里移。父亲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着我笑。父亲的裤管里流出红红的血,可是,父亲看着我笑。我很少看见父亲笑,父亲在我眼里,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动不动就是骂,字写得草了,活干得慢了,在外面玩得疯了,父亲都是骂。那天,父亲却笑了。母亲也笑,所有的人都笑。只有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越来越大的雨,眼泪横流。

    写这文字的时候,我再次想起父亲的恐高症。如果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的,那天上窑,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怕不怕高,可是,上窑的时候,最后的几担砖是不能让别人去的。这是规矩。

    反正,现在是怕高了,还好,腿没断,要是断了,你们几个还能上大学?父亲边说边笑,笑得我的心一阵一阵地发酸。

    二

    父亲的另一次伤,是在手上。右胳膊,粉碎性骨折。我没有亲见,可是同样与我有关。

    二伯是亲见了的。二伯说,你父亲命硬得很,我以为,他那次是躲不过了的。

    那年,我已经上高一了,放了寒假,冰天雪地的,哪也没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围着火炉打扑克。父亲没在,和二伯赶着板车去芦苇场里拉芦苇。拉一车能赚五块钱,拉得多还能加。二伯说,那天他们一人拉了五车了,雪越下越大,二伯就和父亲商量,不拉了,回家准备过年吧,年货还没买呢。父亲却不干,要再拉一车,说牛伢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过了年就要呢。二伯是犟不过父亲的,就又满满地装了一车。

    天已经有些黑了,雪花飘满整个天空。母亲一次一次地从灶房里走到屋外,向远处张望。明天就大年三十了,说好了,今天要回的,怎么到现在,影子都没有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伞往我手里塞,去路上看看,看你爸回了没有。我的两条腿放在火炉上边抽不出来。那么大的雪,肯定今天不回了。我气鼓鼓地对母亲说,把手里的扑克摔得山响。母亲就不再坚持,骂了一句“懒鬼”又到灶房去了。

    现在想来,或许就在母亲骂我的时候,父亲就出事了。因为我们玩了五把扑克以后,父亲就回来了。父亲坐在二伯赶的板车上,披着满身的雪回了家。二伯停了板车,就叫母亲。快过来,扶他进屋。我就看见二伯托着父亲的一条胳膊进了堂屋。父亲坐下,脸色煞白。父亲一定也是吓坏了,他的心里还留着死神的阴影吧。

    二伯叫母亲托住父亲的右胳膊,转身就走,说他去请医生了。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们三个看着父亲,愣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也不说话,脸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

    医生很快就来了,接过父亲的胳膊看了看,说,这样太危险了,赶快送镇医院吧。母亲就又把父亲扶到二伯的板车上,自己也坐上去,两只手托着父亲的胳膊。板车迎着雪花,直奔镇医院。

    第二天就过年了,父亲和母亲却都不在家。我把母亲做好了的饭菜端出来,招呼弟弟妹妹吃饭。妹妹抹着鼻子,说不吃。我和弟弟就都骂她,逼着她扒饭,自己也埋着头,把饭往嘴里送。

    母亲深夜回了家,我们都还没睡,妹妹趴在火炉边上打瞌睡,我和弟弟要把她弄到床上去,她不动,眼睛红红地,瞪着我们。母亲进了屋,看着我们,看着看着,就把妹妹搂在怀里,眼泪落在妹妹的脸上。母亲流着泪说,你们一定要争气,把书读好,你们的父亲,今天是捡了一条命。

    后来,我才从二伯那里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运芦苇的路上,要翻过一道堤坝。下了雪,路滑,父亲那一车也装得太满。下堤的时候,拉板车的水牛脚下打滑,一下子没有收住,笨重的身子往堤下冲了出去。父亲一只手扶着板车的扶手,一只手紧拉缰绳,却拉不住,水牛受了惊吓,竟然撒开蹄子狂奔起来。父亲的身子就也收不住了,一下滑倒在雪地上。几百斤重的一板车芦苇紧随其后,眼看就要从父亲的身体上碾压过去。

    父亲却只是伤了胳膊,这真是不可思议。二伯说,他魂都吓没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看着父亲躺在板车下面,把命丢在那里。

    板车飞驰而去,钻进浓密的雪里。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二伯过去看时,父亲眼睛睁着,嘴里说着话,手,我的手,动不了了。二伯说,他真是傻了,不敢相信,把父亲扶起来,除了一条胳膊不能动弹,都是好好的。原来父亲正好躺在板车的两个轱辘中间,只有一条胳膊,留给了板车。

    父亲是正月初五回的家。年已经过完了。过了三十多个年了,其它的我都模糊,唯有那个年,父亲没在家的那个年,深深刻在我的心里。也是那个年,我和弟弟妹妹似乎一下子长成了大人,学习上再没让父母费过心,干活,也不再偷懒了。

    三

    父亲的第三次伤,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右手小指关节折断,至今不能伸直。

    那几天,父亲一直很兴奋,说话时声音响亮,总是带着笑,走路时抬头挺胸,见谁都招呼,真有些扬眉吐气。父亲的兴奋源于我,我已从学校查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高出重点本科录取线四十分,这样的成绩上军校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军校,不只是不要学费,每个月还有几十块的津贴,那是多好的事啊。所有的劳作终于等来了结果,这是父亲梦里都想了好多遍的最好的结果。

    我至今认为,是父亲过于沉醉在自己的兴奋里,才导致了事情的出现。他只顾兴奋,一遍一遍地为他的儿子设计着光辉灿烂的前程,一遍一遍地咀嚼着苦尽甘来的巨大喜悦,丝毫不会想到,事情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将要给他致命的一击。

    天很热,太阳把光线疯了一样洒在无边的稻田。父亲把柴油机装到扮桶(湘北用来收稻子的工具,柴油机作动力)上,我给父亲打下手,扳手,钳子,一件一件地递过去。装好了,父亲就接过我手中的摇手,套在柴油机上,顺时针,一圈一圈地摇。开始很慢,渐渐就快了,越来越快,我分不清父亲的手和摇手了,两者融为一体,高速运转。

    柴油机没有反应。这是一台很老式的机器,别人淘汰下来的,父亲用极低的价格买回来,修了修,还能用。可毕竟是老了,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所有的细胞都在衰老或者死亡。别人家的都换了大功率的新机器,发动时,摇手很随意地转上几个圈,就突突突地欢叫开来。我们家的不行,使出浑身的劲,摇手转上几百圈,它一点动静都没有。换了平时,父亲摇着摇着就不摇了,抬回家去,这里拆开瞧瞧,线断了就接上,那里卸了,换个零件,或许就好了。那天也是邪,父亲一直不停手地摇,他很自信。他的自信有些盲目,他以为他的儿了考上大学了,机器就不会坏。他的兴奋让他高估了那台破机器。

    我看了着急得很。汗珠子流成了线,一道一道地从父亲脸上划过,砸到地里。我想劝父亲不要摇了,手都摇断了,它也不会动。其实,二伯家的新机器刚刚熄了火,就在那里放着,借过来,就解决了。我心里这么想,却不敢说。父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自己的再破,也不向别人开口,即算是自己的兄弟。

    我伸出手,想替父亲。他不让,把我的手推开。我一屁股坐到田埂上的树荫里,用斗笠扇风。我盯着父亲被汗浸透了的背心,看他肩膀一耸一耸地摇着他的破机子,心里烦燥得很。我下了狠心,明年双抢,我要省下大学里的津贴,给父亲买一台锃亮锃亮的新机器,让父亲摇手一挂,好玩一样转两圈,就比谁家的都叫得欢。

    破机器竟然响了,像是老牛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哞”把我吓了一跳。我把斗笠戴在脑壳上,往扮桶边上走。我听见父亲大叫一声。父亲的叫声甚至掩盖了柴油机的声音。

    父亲的伤,就在一瞬间发生了。

    我看见父亲坐在水淋淋的地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另一只手。血从指缝里流出来,一道一道的。我扯开嗓子喊隔着一丘田的二伯。

    机器还在响,这下子,它倒叫得痛快起来。我把油门拉下,熄了火。二伯过来,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给父亲包扎,父亲的伤在右手的小指,血从那里放肆地流。

    父亲痛得有一阵子不说话,缓过劲来,连说好险好险。原来,这破机器突然一发动,父亲的胳膊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摇手就握不住,那么高的速度旋转着,摆脱了父亲的手,就脱了缰了,被机器带着转了几圈后,子弹出膛一样,朝着父亲的方向,飞了过去。那是多大的力量呢?父亲说,幸好没有击中脑壳或者胸部,本是朝着胸的方向去的,以致命的方式。父亲的手挡了,下意识地伸出手拨了一下。摇手,拐了个弯,飞向地里,插进地里有两寸。伤,于是就停在了手指上。

    现在想来,我还后怕不已。父亲第三次与死神错身而过。

    每次看见父亲那只总是弯曲着的右手的小指,我就想起了父亲的那些伤。有些看不见了,有些看得见,还有的,我根本无从知晓,父亲从来不说,恐怕有一些,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一个与土地交往了一辈子的人,他的身上该会有多少伤呢?他又会花多少心思去记着自己的伤,尽管有一些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