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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整一天了，父亲一句话都没有。
父亲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父亲说，你给我钱，我自己去买火车票。我没有理父亲，我拿起公文包，阴着脸，摔门而出。原本我是要在家睡个午觉再去办公室的，可是，我没法睡下去了。在我大吼着说完那句话以后，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像往常一样享受一个美美的午觉了。
事件，是在昨天中午突然爆发的。
怄了一肚子的气，我坐在办公室，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好抽烟。有几句话，窝在心里，波浪一样冲来撞去。我拿起茶杯，很想砸到地上。我把茶杯放下了，又点上一枝烟。
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吵吧，总要死个人，你们就不吵了。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
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你们究竟要怎样。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于是，我只有在本该睡午觉的时间躲到办公室里抽烟。
事件的来临一点征兆都没有。我试图寻找蛛丝马迹，触摸到事件的源头，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我仔细地回忆，从我进门的那一刻开始回忆。
我进门，把皮鞋脱了，换上睡鞋。然后，我把外衣也脱了，并且把它小心地挂到门后的衣架上。父亲在客厅里看电视，戏曲频道。父亲一个人的时候，电视总是停在戏曲频道，长袖飞舞，莲步轻移，咿咿唔唔，哼哼叽叽。父亲看电视，总是让人发笑。父亲其实大半时间在打嗑睡，父亲在嗑睡里守候电视。父亲总以为电视里会有花鼓戏。来北京之前，父亲到老家的镇上买了上百个光盘，三块钱一张的，全是花鼓戏。来北京，父亲的蛇皮袋里，除了衣服，就是这花花绿绿的劣质光盘。光盘几天就看完了，父亲就守着戏曲频道。在父亲看来，不是戏曲频道吗，花鼓戏不是戏曲吗，总有一天会有的。父亲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顽强和执着。他的耐心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穿过客厅，直接进了卧室。每天都是这样，下班回家，我先要和我的儿子打个招呼。当然，也许是女儿。之所以说是儿子，是因为我的骨子里还是希望妻子的肚子里有一个带把的玩意儿。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说是儿子，说瞧那肚子，尖尖的，瞧你老婆，除了肚子大，一点不显肥，肯定是儿子。人家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偷着乐，嘴上却说，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有福。妻子就总骂我虚伪，想要儿子吧，嘴上还硬，我偏要生个女儿，气死你们。我知道，妻子这么说，是赌气。父亲母亲话里话外都想要孙子，妻子就有些想不通。儿子好，儿子好，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妻子当然不敢当着父亲母亲的面这样说，因为整体来说，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媳妇。孝顺的儿媳妇当然不会和老人斤斤计较，况且，谁不想自己的长子生个带把的呢。那是脸面啊。老家人说起来，谁谁谁，抱了个大孙子呢，他们张家有后了啊。听听，多来劲，那才叫脸上有光呢。
回家后，我的第一句话总是说给我儿子听的。我蹲在妻子身前，对着妻子的肚子，轻轻地，温柔地，一遍遍地唤着他（她）的乳名，我告诉他（她），我下班了，我告诉他（她），我想死他（她）了，有时候，我还给他（她）唱歌，给他（她）讲故事。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所有关于怀孕的书上都这么说，说六个月就有听力了，六个月，准爸爸就可以和孩子交流了。妻子也这么说，说小家伙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在肚子里动，说一句，他（她）动一下。妻子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肚子上，还真是的，他（她）在动，动得厉害呢。
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菜就上了桌了。菜上了桌，事件就来了。我从头至尾搜索每一个细节，我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了岔子。
二
我在办公室抽到第十五支烟的时候，电话响了。
妻子打来的。妻子急吼吼的，你快回吧，妈不行了。我的心一下就扯紧了。我最害怕的事终于还是来了。我总以为它不会来，总是心存侥幸，其实它每天都在，它隐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伺机而动。
母亲因为高血压，心脏已经难以负重。春天那次，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只是我没有亲见，没有亲见，就总觉得不是真的，总觉得父亲在夸大其词。母亲那次发病，是在和父亲去公园晨练的路上。天还没有亮透，路上行人稀少。父亲说，你娘走着走着，就往地上倒，倒在那里，就晕过去了，心脏狂跳，真是狂跳，衣服都被撑得老高老高。我们都说，你打电话呀。父亲说，哪去打呢，想借个手机，一个人都见不着。我们说，你拦辆车也行啊。父亲说，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我们都不信，我想父亲肯定也被吓住，早已六神无主了。父亲说，我就使劲掐，狠狠地掐，掐她的人中。后来，我们发现，母亲的人中那一块，果然青紫青紫的，都肿起来了。父亲说，掐着掐着，她就醒了，醒了没事了，继续走，绕着公园走了三圈呢。
我早该带母亲去医院的。每次一说去医院，母亲就摇头，说糟蹋钱，老毛病了，就那一会，过了就没事了。我就信了母亲。我信母亲，是因为我的决心并不是很坚定，我要是下定了决心，我就不会听母亲的了。我总是动摇的原因，是我害怕去医院。一到医院，我就烦燥，烦得要命，躁得要死，火气从每个毛细孔里滋滋地往外冒。我烦医院里的一切，晃来晃去的白大褂，扑鼻而来的药水味，候诊室乱哄哄的人群。我是医院天生的对立者。
我总以为，母亲的心脏没那么脆弱，能挺住一切。苦日子不是都熬过来了吗，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我回到家，母亲躺在床上，脸浮肿着，眼睛睁得老大，呼吸又重又粗。
妻子说，刚才吓死人了，跟爸上次说的一样，心脏蹦得老高老高的，我生怕会。妻子说不下去了。
这会好多了。妻子说。
我说，上医院吧。
母亲还是不去。母亲说，没事了，每次都是这样，过了就好了。
我说，是不是真没事了，难受的话，现在就去医院。
真好了，不用去医院。母亲说着，掀开被子，从床上起来了。母亲的脸色果然比刚才要好多了，我略略放心了一些。我想，也好，等母亲缓过劲来，再去医院吧，明天去医院，全面检查。这次，谁也动摇不了我，尽管我害怕医院，可我更害怕母亲的心脏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要了母亲的命。
这时，我注意到了父亲的存在。父亲背对我们，坐在阳台上。看不见父亲的脸，我无从揣摩父亲的心理。有一件事明摆着，母亲突然犯病，完全是因为中午的突发事件。虽说母亲的病一直潜伏着，隐藏着，迟早都要出来，可如果没有那个突发事件作引线，它不会轻易就爆发。它其实是很有耐心的，它和母亲比的就是耐心，母亲输了，母亲输在那个突发事件的手里，母亲输在制造那个突发事件的父亲的手里。
母亲的敌人是心脏，父亲的敌人是母亲，因此，父亲帮着母亲的心脏在这个下午打败了母亲。
三
父亲的敌人是母亲。我的脑子终于开启一条缝隙，透进一丝亮光。
我打开日记本，翻到2004年1月3日。
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三天了。忽然感到一阵一阵的心慌。找了几张报纸，坐到阳光明亮的阳台，看过了头版，就没了兴趣。就到客厅，陪父母和妻子看电视里的警匪片，四个人，很轻松地就抢了一家银行，打死了一个保安，警察来了，片尾曲响起。就到卧室，上网，一个湖北籍民工在朝阳某工地讨要工钱时竟然猝死，埃及发生空难，怀疑是恐怖分子干的，因为布莱尔在那里度假，刘若英说是张爱玲附身竟然要疯掉，自己又出来辟谣。然后就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强烈呼吁打扑克。因为，整整一下午了，父亲没有说话。
父亲不说话，只有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悄悄地告诉妻子，妻子不相信。向母亲试探，母亲说是想家，又说是我和他没有话。
我知道问题的根本在于：父亲受到了一种刺激，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刺激。这一种刺激触动了父亲心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多余的人，无用的人，无关的人”的敏感。母亲有过日子的方法和平衡，一天三顿饭就足可以填满一天的大部分空间，何况，还可以扫地，拖地，擦家具，还有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母亲过得自足而无愧，甚至有些得意。父亲虽然也开始干起从来没有干过的叠被子的活，却终究没有母亲那么丰富，那么政绩明显。其实，天天都是这么过的，父亲倒并没表现出来太多，只是偶尔玩笑似的自嘲，我们全不放在心上，反倒有时附和几句，调侃一下父亲。今天，是反了常态，必是有原因的。
回忆起来，我想有几句话是不该说的。说到了乡下的亲戚。父亲说，这下来了，就好安排一点了，不像原来。我说，安排什么呀，照样不安排，睡招待所。妻子也附和。父亲说，为什么，这不能睡下了吗。妻子说，再怎么，也不能让别人在自己家里睡，城里都这样。父亲沉默了几秒，说，难道乡下来的身上都有病么。妻子接腔，那说不准，谁知道有没有哇。我一边在看报，听见的大概是这么几句，后来，好像母亲也搭了腔，说起老家的谁谁谁的城里老婆把公公公婆轰出家门之类的事情，似乎都笑了。父亲必定是没有笑。因为，那一场对话过后，就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了。整整一下午。
于是，我强烈呼吁打扑克。尽管，我对扑克是从来没有多少兴趣的。我只知道，父亲喜欢。
父亲却不打。只好三个人开战。我装做热情很高的样子，有时还故意把牌出错，把牌认错。父亲的眼睛终于从电视转到了牌桌。
后来，父亲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完了，父亲说，她买了一瓶油，中了一个奖，却没有用，是600块钱的美容券。
我说，来吧，爸一起来吧，你不上我赢不了钱。
父亲就上了，一直打到父亲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开演。
常常因为抢电视频道而闹到要吵架的母亲今天没有和父亲闹，安静地盯着电视，不说话。
四
父亲的日子里是不能没有敌人的。
在乡村，他的敌人是土地，稻子，棉花，油菜。他从来不怕它们，一个个地收拾得服服帖帖，指东它们不敢往西，指上它们不敢往下。他的土地，从来都是乌黑，肥得往外冒油。他的稻子从来都是籽胀粒实，产量高得让人咋舌。他的棉花从来都是又白又亮，最让贩子们眼热。他的油菜榨出来的油，黄澄澄，金灿灿，香气撩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对付这样一些敌人，得心应手，绰绰有余。
他的敌人偶尔也会是他的邻人，甚至他的妻子，他的子女，那是在他和土地、稻子、棉花、油菜们作战的间隙，在他的战绩遭到轻视的时候。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不把他的战绩放在眼里。谁不以他为荣光，谁就是他的敌人。谁和他叫板，那只是自讨没趣。在他的世界里，他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他是他自己的国王。他只愿意承认一种结局：他的敌人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俯首称臣。他从来不曾设想还有另外一种结局：他的敌人凌驾在他的头上，哪怕是言语间有丁点的冒犯。
他来到了城市。他失去了那些最让他骄傲的敌人，那些让他战功赫赫，战果辉煌的敌人。土地不再是他的土地，他再也不能挥舞锄、耙、锹，那些他曾经百般纯熟的兵器，他的十八般武艺，被闲置，被荒废。他不能播种稻子。他不能种植棉花。他不能栽植油菜。城市里的土地宁愿种上草，也不愿辟出一块，让他种上稻子、棉花或者油菜。他常常盯着那些青青的草地发呆，他想，这些地要是给我，那有多好，我什么也不要，我收了稻子、棉花、油菜，我全给公家，全给公家还不行吗。
他要在城市里寻找敌人。
五
昨天下午的突发事件，是从母亲的一句话开始的。
母亲的那句话如果只说一遍，就没有后来的事件了。母亲说了两遍。一句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它的后果竟然是一个事件，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那句话第一次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时，我已经坐到了桌子边，拿起了筷子，妻子还在卫生间。那句话，我听到了，我笑了笑。我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没有表情，夹着菜，把饭送到嘴里。
妻子也坐了过来。那句话第二次从母亲嘴里蹦了出来。
妻子笑了，我也第二次笑了。
父亲就在这一刻爆发。
我想，父亲的爆发恐怕不仅仅只是因为母亲的那句话。我和妻子不约而同的笑，应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父亲先是把饭碗极其响亮地墩在桌子上，筷子也“啪”地拍在桌子上。然后，父亲起身，离开了饭桌。离开时，父亲说了一句骂人的话，父亲说的是方言，我没法表述，大致意思是说母亲讲的是混话，是不中听的话。那句话，用方言讲出来，是很伤人的。母亲愣了一会，我和妻子也没有反应过来。父亲扔了碗筷，已经到了阳台上，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
母亲回过神来，就有些不甘。母亲说，一句玩笑话就成了这样，你也太那个了吧。
母亲的这句话把事件引向深入。
父亲转过身来，怒气沉沉。父亲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了。
父亲说，你那是玩笑啊，是玩笑，你会三番五次地讲，你是找茬，故意找茬，我知道，他们喜欢你，不喜欢我，讨厌我，我什么也不干，就吃现成的，你也嘲笑我，三番五次地嘲笑我，我走，我今天就走，总行了吧，你总称心了吧。
父亲把一个个字吐出来，像吐出一颗颗子弹。这些子弹漫天四射，有的射到了墙壁上和地板上，有的射到了我和妻子的身上，大部分的子弹，直击母亲，射进了母亲的胸膛。
母亲负伤了。母亲负伤的后果是哭出了声。
很多年，我没有听母亲哭过。那次弟弟和人赌钱，我把他拖到母亲的身前，让他跪下，向母亲认错，母亲是哭了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一次听到母亲的哭声。那一刻，我忍无可忍。我对着阳台上父亲的背影大声吼叫，别吵了。然后，我拿起公文包，阴着脸，摔门而出。出门之前，父亲说，你给我钱，我自己去买火车票。我没有理父亲。我去了办公室，一枝接一枝地抽烟。
六
来到城市的父亲张大了他的眼睛和耳朵，甚至每根汗毛都扩张着，搜集着所有对他构成威胁的情报。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只要稍稍露出一点对他不利的迹象，他就要分析、研究，在脑子里想了又想，过了又过，不敢有半点马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他清楚地知道，战场上哪怕是头发丝那么小的疏忽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有时甚至会前功尽弃，一败涂地。
父亲的敌人一开始包括了我和妻子。几次较量之后，父亲发现，我和妻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不配做他的敌人。因为我和妻子总是不接招，他再厉害的招式递过来，我们都躲开了。他说我们的不是，我们就嬉皮笑脸，顾左右而言他。他板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我们就拖他打扑克，引着他说话。他觉得，我们俩根本就不敢和他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上一仗，算不上真正的战士。
这样，父亲的敌人就非母亲莫属了。
来到城市的父亲只有一个敌人了，他的所有的智慧、才华、胆识，全部留给这唯一的敌人，我的母亲。
因此，在那个下午，母亲仅仅只是用玩笑的口吻把一句话说了两遍，那个事件就发生了。
母亲说，今天的米饭丢到地上能蹦起来。
说第一遍时，父亲没有表情，只是夹菜，扒饭。
母亲说，今天的米饭丢到地上能蹦起来。
说第二遍时，父亲扔了饭碗和筷子，离开了饭桌。
当然，有一个背景必须交待，那天中午的米饭是父亲淘洗后放到电饭煲里的，水放少了，有些硬。
在一个很平常的中午，父亲和他的敌人就这样交火了。父亲胜了，大获全胜，因为他的敌人流着眼泪倒在了生死边缘。作为战士，这是一个足以让人骄傲的结局，他完全可以一边整理他的武器，一边享受他的战绩，在他的战史上愉悦无比地记下重重一笔。
只是，这胜利，似乎来得太过容易。几乎是兵不血刃。战场刚摆开，战鼓还没有擂响，战争就停了。敌人出现了，苦苦寻觅的敌人终于出现了。却只是出现，出现就倒下，一点还击的迹象都没有。刺出去的剑停在了空气中，抡起来的拳头出了一半就僵硬了。作为一个战士，尤其是一个寻觅了许久，等待了许久的战士，这样的结局让人心情很不好，有些失望，有些恼火，有些郁闷而且尴尬。他没有想到敌人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
他只好一整天，背对着他的敌人，坐在阳台上，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