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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最良是牡丹亭一剧中的配角，相对于光彩照人的杜丽娘而言，陈自然并不起眼，故近十年来有关陈最良的专论仅仅只有两篇。对于陈的论述，大多都是在谈论剧中其它主要人物如杜丽娘的时候附带地提及，对于陈的形象的定位，学术界一般的公论是“腐儒”或“迂儒”然而，在牡丹亭中，陈最良其实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贯穿剧本的始终，与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这么说，由于陈最良的存在，才使牡丹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牡丹亭中如果没有陈最良，一定失色不少。通过陈最良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批判与调侃了不合情理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鉴于此，笔者以为对陈最良的研究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另外，对于造成陈最良“迂腐”的原因与陈的“迂腐”的性质，前人讨论得也甚少，故笔者不揣冒昧，写下自己的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到底什么是“迂腐”呢？说文曰：“迂，僻也。腐，烂也。”僻，指的是僻远。故一般字典上对“迂腐”的解释是指“言、行拘泥于陈腐的准则，不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迂腐”应该分为言与行两个层面，而且是要有点“拘泥”或者说“执”的味道，也就是说不够灵活，不知变通。故我们可以将“迂腐”之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言迂腐而行不迂腐，一类是言行皆迂腐，一类是言不迂腐而行迂腐。我们且来看看陈的迂腐到底属于哪一类。
说起陈最良老夫子，心里并没有什么定见，虽然满肚子的昔氏贤文，亦不过是“章句之儒”如矮人看戏，人云亦云罢了。他言必称六经、孔孟，封建礼教为核心的“理”的各种教条在他头脑中至少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的，虽然他未必真的理解或信从。如知堂老人所说的开中药铺的，知识象中药似地一格一格整齐地排列在他的头脑里，却不愔药性与配伍，不通医理，只知照单抓药。如胡冠莹腐儒不腐一文中所言：
他一拿起诗经就必讲“后妃之德”与思“无邪”（第七出）；也从不游园，也不伤春，是由于遵循孟子的教诲：“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第九出）；杜丽娘的鬼魂与柳梦梅幽会，他以为是石道姑与云游的小道姑和柳梦梅私通，于是就歪引论语，有怎不“韫椟而藏姑待姑”和她们开玩笑（第二十九出）；当他发现杜丽娘的坟头被铲平，柳梦梅和石道姑等也突然无影无踪，从而怀疑有人盗墓，便急着要去报案时，还引用孔子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来责备自己“典守者不得辞其责”（第三十七出）；当他劝降了李全，有机会去朝拜皇帝时，他立刻想起孔子，说什么“先师孔夫子，未得见周王。本朝圣天子，得睹我陈最良。”（第五十一出）；当皇帝问起杜丽娘阴间之事时，陈最良担心她不能圆满回答，于是就引用论语“子不语怪”对杜丽娘加以劝阻（第五十五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当杜丽娘要给师母“绣对鞋儿上寿”向他“请个鞋样”时，他也要引经据典，振振有辞地说：“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罢了。”（第七出）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故我们无法否认陈最良言语的迂腐。但造成他迂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求之于当时的社会。牡丹亭表面上写的虽是宋事，其实乃以宋写明，故欲得作者真意，我们不可以宋事看。明代以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科举官僚制度的形成，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顺从这一思想，一切都以科举仕宦为目标。科举相当于一种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欲进身仕途的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回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正如m。e。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回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故非有大勇猛大智慧大能为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陈“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而且“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可见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所受的教育与将来的人生道路，都是社会为他预先安排好了的，他无法为自己选择也没有选择的能力：科举是他唯一的进身之路。他“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然而，换来的却是后生们的嘲笑：“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多年的科场失意和“灯窗苦吟”以及为“稻粱谋”而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最后麻木到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也不想甚的了”就这样，社会把他逼成了一介“腐儒”以至于如徐朔方所说“如果瞎子没有拐杖还可以走路，那末，陈最良不倚靠封建教条就简直不能开口说话。”因为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活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惜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由于他自小习儒，他的观念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语言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建构的，故他只有在用这些教条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除了“伤春”与“游园”是有闲且有权阶级的特权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在“有情”的世界里，他“失语”了，他的那一套教条无法为他构建一个“有情”的世界，故他不能理解“杜丽娘惊世骇俗的举动”而杜宝之所以在那么多侯选人中单单挑上了他，大约是看上了他的迂腐麻木，思想冬烘，不会教坏自已的女儿罢了。其实，杜宝本人确实称陈为“迂儒”第四十六出折寇陈最良求见杜宝，杜宝曰：“这迂儒怎生飞的进来？”杜宝因为“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才让杜丽娘接受私塾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即驯服的男子的奴隶：“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诘病)，以便“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陈最良当过多年的塾师，大约也很能领悟杜宝的苦心，而且年纪老大，不会引动丽娘小姐的春心，很有安全感。如杜宝所说：“寻个老儒教训他。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因此宾主一拍即合，于是陈便成了杜丽娘的老师。
虽然陈最良的观念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构建的，造成了他言语的迂腐，但这些教条却并未为他所信从，成为他行为的指南。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论确实性里说：“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体系，而这个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它不可动摇。”这些个教条或信念之所以在陈的心里没能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其一是因为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如果真的按那一套教条行事，他大约早就饿死了；其二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邦家昏乱，有贞臣。”统治阶级之所以提倡那些教条，乃是因为那个社会里真正按那些教条行事的人实际很少，陈最良应该心里也明白这一点。
陈是个庸俗的读书人，多年的落泊江湖使他变得颇有点儿世故，但大约世故得还不够罢，所以到了“将耳顺，望古稀”的年龄，仍然是一介穷儒，自怜自叹“儒冠误人霜鬓丝”第二出腐叹：
“昨日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兢的钻去。他可为甚的？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似我老人家罢了。”
陈的自白活画了旧时塾师的恶习与尴尬处境，故其庸俗却不得不说是环境使然。杜甫诗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说这首诗是陈数十年来的生活写照，大概亦不为过罢。
现在我们来看杜丽娘拜师的镜头：
“（末）敢问小姐所读何书？（外）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此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外是杜宝，他在这里明明白白地指示了陈最良应该教些什么与怎么教的。为了生存，恐怕陈最良也只能唯东家之命是从。事实上，他确是这么做的，也就是依着朱子的注来解书，他不过是为适应环境，而充当封建正统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因为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为此，陈被丫头春香抢白了一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以维护师道的尊严。接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在学生面前学鸠叫，真真可笑到了十二分。然陈并不自知他的可笑，这便是他可悲且可怜的地方，我们笑过之后，未必不感到一丝儿沉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学鸠叫”是故意的，如刘姥姥在大观园里的表演“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一样，是故意逗杜丽娘她们开心。无论怎样理解，都显得可怜且可悲。对那些封建教条的态度，我们可以分为五个层次：“（a）、行为者学习信条；（b）、行为者不仅学习信条，而且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因为这些信条是在权威的文本里由公认的专家所解释的；（c）、行为者不仅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而且在理解这些信条的含义时，相信这样规定的信条是真实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但是，行为者认为一种信条是真实的，这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信条对他们的生活且有重要的影响。因此，（d）、在认知特色的第四个层次上，文化信条不仅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且说明社会行为者的行为环境，有助于建构他们的感觉世界，从而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在这层次上获得文化信条，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信条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文化的陈词滥调；（e）、作为真正的信仰，信条不仅指导而且激起行为；这些信条既有认知的特性，又有激励的特性。”（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陈最良对于那些教条的态度，大约至多不超过第二个层次罢。其实，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那一套道德教条的态度，大多是功利的，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扬名立万，未必真的执着。因为“大抵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四书”、“五经”和“八股”这些劳什子不过是“敲门砖”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然而，在客观上，陈的言语对于杜丽娘而言，是代表着对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天性的压抑。作为杜丽娘的老师，他构成了杜丽娘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一部分。但可诅咒的却应是造成这种环境的社会制度，而不是陈最良。我们知道明代对女子的压抑，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着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产生于明代，据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所言，至明末养女多不教其读书识字，即便是贵族或官宦家庭，有时或者亦为女子延师，然止不过让她们学习所谓的“后妃之德”罢了。故压抑杜丽娘天性的，并不是陈最良，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氛围，一种缺席的在场，鲁迅先生称之为“无物之阵”这是一种群众的“恐怖”这就是说，群众既是这一“恐怖”的对象，又是这一“恐怖”的主人。
如前面所说，这个“从不晓得个伤春，从不曾游个花园”的冬烘先生对于自己口里讲的那一套未必是那么执着的。他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对于杜丽娘与柳梦梅先生违反礼法的行为并无一句贬词，相反，似乎有点儿同情他们，帮他们化解与杜宝之间的冲突。杜丽娘死后，他“看顾小姐坟茔”“日逐添香换水，何等庄严清净”他救过落水的柳梦梅，并把他安置在梅花观“权将息度岁”当他以为“小姐坟被劫了也”放声大哭，大骂柳梦梅是“狠心的贼”并且“星夜往淮扬，报知杜老先生去。”由于淮安被围，教他没前没后“大路上不敢行走，抄从小路而去”本来胆子很小的他竟然也“明知山有虎，故向虎边行”在李全处听到老夫人与春香的噩耗，大哭：“天呵，真个是老夫人和春香也。”杜宝让他去和戎，虽然他怕得要死，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然而他见了李全媳妇后却也不乏伶俐乖巧，几句马屁儿拍得那娘儿们够受用的。对于杜丽娘小姐与柳梦梅先生的婚事，他对杜宝说：“适间老先生三喜临门：一喜官居宰辅，二喜小姐活在人间，三喜女婿中了状元。”杜宝不快：“陈先生教的好女学生，成精作怪哩！”他却劝杜宝：“老相公葫芦提认了罢。”杜宝不肯：“先生差矣！此乃妖孽之事。为大臣的，必须奏闻灭除为是。”陈便使用了缓兵之计：“果有此意，容晚生登时奏上取旨何如？”一面却着人宣柳梦梅和杜丽娘及老夫人，让他们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后来碰到柳梦梅，跟他开玩笑：“你得便宜人，偏会撒科。则道你偷天把桂影那，不争多先偷了地窟里花枝朵。”可曾见出一丝儿道学气？陈最良固然并不理解杜丽娘，然而，几十年的封建教化的熏陶并未泯灭他的“人性”与“良知”虽然他满口的“四书五经”显得十分可笑，但“理”在他只是由外力强行灌输给他的，并未内化为他的行为准则“情”毕竟流淌自然地在他的血液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并不会如儒林外史里的王玉辉一般地，去鼓励自己的女儿殉夫，听到女儿的死讯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故从行为层次来看，陈最良有其不迂腐的一面。
然而，不可否认，在牡丹亭一剧里，陈最良是个受尽了嘲讽的角色。但作者所讽刺的果真是陈最良吗？答曰：“是也！非也！”一来汤显祖确实厌恶腐儒，汤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另外，我们翻开明清时期的各种笑话集，里面有大量的嘲讽腐儒的文字。而且，作为戏剧，为了要吸引观众的缘故，往往要插入大量的插科打诨的文字。陈最良身上有着腐儒的某些特点，便自然成了作者嘲讽的对象。但是，作者恐怕嘲笑的却并不是他，而是在以一种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嘲笑制造着陈最良这种腐儒的社会，以发泄自己满肚子郁积的“不合时宜”罢了。
我们不能将牡丹亭仅仅只看成一个爱情的悲喜剧，如果这样的话，则将它的意义给缩小了。牡丹亭的作者未必没有冯梦龙所谓“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意思存焉。故我们可以将牡丹亭看成一个社会讽刺剧。牡丹亭的结构显得似乎杂乱无章，充满了与爱情主题无关的情节。而且剧中大量使用了反讽、夸张与漫画的手法，很多情节充满了滑稽与荒诞的感觉。陈最良读了一辈子诗书，其结果不过是“陈绝粮”却因为莫明其妙地寄了一封书，便得到了自己以为已经绝望的功名；柳梦梅的状元得来更莫名其妙，传奇将一个眼中毫无文字的苗舜宾拉来充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另外，杜宝治淮时一筹莫展，最后靠贿赂李全的妻子杨氏，这才莫名其妙地退兵言和，这种功劳来得并不光彩，却因此由杜安抚而变成了杜平章。虽然他们都得偿宿愿，美梦成真，但是，正如巴尔的摩所说：“他们滑稽可笑的功业是在乌七八槽的混乱中建立起来的。”一切庄严都被滑稽消解了，归入了荒诞之中。还有，第十八出诊祟里，依诗经开药方治病，且充满了有关性事的隐语，如“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这种话，用在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和他的女学生之间，恐怕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不是很得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那时舞台上很流行的插科打诨的手法，是用来取悦观众的。但我们又何妨以严肃的目光去观照它，视之为一种荒诞手法，如鲁迅故事新编里的一些段落，是对腐儒的辛辣讽刺与调侃，盖此种语言在陈最良身上与那种环境中出现显得无理而有理，忒具反讽意味也，同时，亦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一种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