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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想到了一定要写一写黄瑞云教授。
客观地说，我是从黄瑞云寓言里才真正开始认识黄瑞云教授的。他的寓言思想深邃，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洗炼，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无论是思想高度还是艺术高度窃以为与克雷洛夫寓言和伊索寓言相比都不逊色。因为熟悉其人，又深羡其文，读之起来就容易心临其境。万籁俱寂的深夜，捧读着黄教授的这本寓言，神游在黄教授的形象思维的海洋中，读着读着，我怵然一惊，从书的字里行间我恍然读出了一点什么。是的，我读出了一种寂寞。
仿佛就在这一瞬间，我更走近了黄教授，也似乎更深切地理解了黄教授。黄教授寓言中的许多动植物本身就是寂寞的写照，他这本寓言也是他在寂寞中“无心插柳”的产物。追溯黄教授本人的大半生，他也是在寂寞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黄教授在我们这座小城，应该称得上是文化泰斗了。他教学多年，著作等身，他的名声早已飞越了国界。我虽然未能有幸成为他的桃李园中的一个，但却始终对他钦佩有加，深怀敬意。我常与他的许多学生也是我的同仁谈起过他，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黄教授太不简单了，黄教授太不容易了。说他太不简单，有他的丰硕成果为证；说他太不容易，有他的寂寞人生为证。
或许孟老夫子说的是对的，凡成就一番事业者，命运就注定要为他的人生之路设置坎坷。仿佛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的磨练，夜莺就注定唱不出动听的歌。但我仍然不平，对黄教授的磨练，是否有点近乎于残忍？黄教授倘若能够少一点这方面的磨练，或许他的事业会更加辉煌？
黄教授的寂寞，首先是从政治上突遭蹉跌开始的。他原籍是湖南娄底小碧桥，早年他凭着聪慧和勤奋考上了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并担任了所在班的班长。他挚热地爱着我们的党，爱着我们的祖国，展现在他前面的本应该是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大道，然而一场反右运动却一下子把他连同他的班送进了谷底。他所在班的28名同学中，就有14名被打成右派，11名属“内部掌握”这“内部掌握”在当时的左派心目中大概应该算是“准右派”属于既可以“拉一拉”也可以“推一推”的对象。黄教授当时正属于这“内部掌握”之列。尽管多少年之后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母亲错打了孩子”然而时光却不可能倒流，黄教授那以后的20多年的生活底照中从此就少了亮色。这20多年中，他先后任教于湖北工农中学、湖北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但他的许多时间却是在下放劳动中度过的，文革中还在“牛棚”里呆了3年。像黄教授这样书生气很浓的正直的学者，尽管他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平而怨恨谁，也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然而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却是再也涂抹不去了。他学会了沉默，习惯了寂寞。他潜心学术从此不敢再过问政治，但他又仍然执着地关心着社会和国家大事；他屏息敛声从此不敢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他又不能把想说的话长久地憋在心底。欲说不能欲罢不忍，这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人的悲哀。于是，他想到了一种既可以说话又可以避嫌的方式，这就是写寓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写寓言也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许多寓言作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就是明证。但黄教授却管不了这许多，倘若不让他说又不让他写他是会憋死的。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黄教授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深有感慨：“写了许多，明知道不能发表，但还是固执着写。写了就藏起来。文革中生怕被抄走，偷偷地包起来送回老家。”他在文革中许多学术论著包括他坚持了20年的日记都被抄毁，所幸的是，他“不务正业”写的一些寓言却保持完好，到八十年代终于结成了金灿灿的果实。
黄教授的寂寞，还体现在他的感情生活上。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一般来说都是相当丰富的，何况像黄教授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文化人？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其之所以在一般百姓中不显得下作而反认为是浪漫，大抵与人们在思想深处对才子们比较宽容有关。但黄教授却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正统的谦谦君子，他没有唐伯虎那样的风流韵事。他的夫人是位典型的农家妇女，大字不识一个，但为人忠厚善良。他们夫妇有30多年都是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日子，每年仅只12天的“鹊桥会”时间。这30多年的两地分居是个什么滋味？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倘若把他们每年相会的时间加在一起，充其量也仅仅只有一年零几个月。黄教授在武汉孑然一身，除了教书，就是读书、写书。每月发工资后例行两件事：一是跑邮局寄钱回家，二是跑食堂买饭菜票。剩余不多的两、三元钱聊作零花用。黄教授的中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在寂寞和清贫中度过的。他的夫人在家既要养儿育女，又要照顾高堂，农忙时节则更是辛苦。最让黄教授感到伤心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两个女儿都因在农村缺衣少食而先后夭折。黄教授每当言及他夫人和孩子时总深怀歉意，觉得自己欠了他们许多。直到八十年代第一个春节他调到黄石师范学院（即今天的湖北师范学院）工作后，他们夫妇才始团聚，实际上他的工作调动主要也是为了家属能够迁来黄石。夫人来到了身边，按理说是一件好事，但时隔不久，他便发现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的巨大代沟。夫人没有文化且不说，况天生有点弱智，黄教授有时工作感到累了，很想和她聊聊天也觉无话可说。如果说他们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这20多年中能够做到也确实已经做到了相敬如宾，但却很难做到事实上也没有能够做到举案齐眉。黄教授又一次感到了悲哀。但最可悲的还不在这里，最可悲的是，他的相濡以沫的夫人始终如一忠贞不二陪伴他同甘共苦生活了一辈子，却至死也没有能理解他的丈夫常年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究竟是为的什么，至死也没有能理解他的丈夫工作成果的价值！
黄教授的寂寞，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他的治学方面。谁都知道，治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一件需要旷日持久耐得寂寞的相当苦的事情。达摩“面壁十年”有学者曾言治学“板凳须坐十年冷”都是以十年为极限。黄教授的“面壁”和安于坐“冷”板凳又何止十年？几十年来，他除了日常教学和偶尔出外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外，全部时间可以说都消费在“面壁”和坐“冷”板凳上了。他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十多个小时，常常工作到次日凌晨一点。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因年纪大了才有所节制，但每天至少也要坚持到深夜十一点。他没有其他特别的业余爱好，不为别的，只因怕浪费时间。他长期安于寂寞，耐得寂寞，独伴孤灯，无怨无悔。当然，他的安于寂寞，并非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梅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那种清高，他也没有自诩是李白感叹过的“古来圣贤皆寂寞”中的圣贤，但他确实具有白居易诗中的“少干名，少求利”的那种境界“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虽然常年身处寂寞之中，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并不寂寞。他在漫长的寂寞岁月中默默地执着地耕耘着他的学术园地，把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精力全部聪明才智都无保留地贯注到他倾心热爱的事业中了。迄今为止，他已经正式出版专业著作达300多万字，包括有一本赋，两本词，三本诗和六本文艺创作之类的书。近年来，他又参与了一部多人合作的大部头著作的撰写，书名为历代辞赋总汇，计三、四千万字，他任副主编。同时，今年他还有两部新著即将杀青，一为诗苑英华，250万字；一为词苑英华，60万字。仅这两部书字数就超过了他历年的记录。黄教授早年曾写过这样一首自述诗：“莫怨儒冠多误身，诗神原与饿为邻。何妨茅屋秋风破，宫殿千寻祀少陵。”对那位忧国忧民但一生穷愁潦倒的杜甫，黄教授是毕生心仪并奉为楷模的。前不久我去黄教授家拜访，黄教授家境之清贫令我难以置信，用“家徒四壁”一词来形容绝不为过。简陋的小三室一厅里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墙壁上涂的还是八十年代时兴的涂料，惟有书房里被几张老式书柜给塞得满满的，他的学生送他的一张已经陈旧了的大书桌上堆满了厚厚的文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大反差，一时间竟使我两眼不自禁地潮湿了起来。
在黄瑞云寓言里，黄教授的笔曾几次写到浩瀚的沙漠和骆驼，我以为他也是在写他自己。在老骆驼这一篇中，他这样写道：“当老骆驼穿越塔里木沙漠到达罗布泊旁的草原上休息的时候，老在草原上转的黄羊都围了拢来。黄羊们说：‘老骆驼，你跑得并不比我们快，蹦得也不比我们高，塔里木沙漠望不到边，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那很简单，’老骆驼说，‘只要认定一个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就成了。’”这可以视作黄教授一生艰难跋涉的写照。在另一篇渡越塔里木沙漠中，他写道老骆驼再一次渡越塔里木沙漠的情景：“老骆驼就这样向着远方的目标独行踽踽地前进。没有人了解它的辛劳，更没有人理解它的寂寞。当黑夜慢慢隐退，黎明在天边出现，像往常一样，它发现面前又是一个新的世界。啊，它多么希望有人同它共享此刻的欢愉！”当读到这里时，我的心再一次地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真想对黄教授轻轻地说上一声：“尊敬的黄教授，我了解你，我理解你。而且我由衷地相信，你的散布在天涯海角的弟子和越来越多的人们都会了解你和理解你。在追求真知和真理的崎岖的道路上，你不会独行，你也不会寂寞。”